经济学是用来解释和指导经济实践的，数字经济时代经济体系新的变化，也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是需要形成新的概念或范畴。首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根据劳动的复杂程度把劳动划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指出复杂劳动是倍加的简单劳动。数字经济时代，创造性劳动日益重要，为此，除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划分，还应划分出创造性劳动和非创造性劳动，并确立创造性劳动和非创造性的换算原则，以充分肯定创造性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巨大作用以及创造性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其次，数字经济创造出大量新型资产——数据资产。与传统资产尤其是重资产相比，数据资产无形、可移动，不仅更“轻”，而且具有更加重要的价值。再次，与传统商品不同，数字产品具有高附加值、边际成本趋于零等特征，被消费的数字产品通常是某种功能或作用，而不是有形的实物。人工智能产品与传统商品也不同，传统商品可以被单独消费和使用，人工智能产品则需要使用并融合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技术和服务，才能提供相应的功能。最后，在数字经济时代，人力资本的创新性、创造性结合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进一步提升了传统生产要素的再生产能力。因此数字经济研究需要更加注重人力资本这一范畴，更强调人力资本的再生产。
　　二是需要创新和发展生产力理论。生产力理论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力就是劳动生产力，是人们生产和创造社会财富的一种能力。生产力受多因素影响且动态变化，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生产力系统正在发生质态变革。一方面，信息、数据、知识和技术等成为重要生产要素，教育、科技、创造性劳动等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发展和完善生产力理论中关于生产要素的内容。另一方面，数字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面，它以数字技术为支柱，以数字产业为载体，通过数字技术的驱动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这一过程中，创新的地位日益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亟须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新的生产要素在新的生产条件下所进行的创新组合纳入进来。
　　三是需要创新和发展生产关系理论。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关系领域出现了新的变化，需要在理论上作出回应和解释。首先，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关系逐渐趋向广泛化、网络化、平等化、智能化。网络化生产是基于现代网络技术、信息技术发展的分工合作型生产模式，跨越时间、空间，实现从生产资料、生产设计、产品制造、产品管理以及产品流通的分工合作，将串联型的生产过程变为并列型的生产过程。互联网发展使生产组织的关系更加平等，生产活动的主导权逐渐转向掌握知识和技术的高素质人才，生产组织之间愈加呈现出平等共赢的合作关系。其次，交换关系逐渐多样化、虚拟化。交换市场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实体市场，而更多地趋向于网络化、平台化、虚拟化。商家依赖网络交易平台推广商品、提供购物指导和售后服务；消费者通过交易平台快速收集目标商品的信息，在众多商品中选择质优价廉的商品自助形成订单，并通过与物流公司和第三方支付平台合作完成交换行为。互联网市场的交易方式日益突破时间、空间约束，将多样化的商品信息通过交易平台呈现给消费者，对传统交换模式产生强烈冲击。再次，分配关系更加多元化，人们能够通过多种渠道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取得收入的渠道也更多，形成多元化的收入分配格局。最后，居民消费需求逐渐从温饱转向追求品质效率，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消费，更加关注产品性能、购物效率、健康环保等因素，电子商务、直播带货等新产业带动了新的消费方式，数字化操控、人工智能等现代数字技术为生产链条由大规模、标准化向小规模、个性化和定制化转变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以往的大众型消费，愈来愈追求体现个人特色的个性化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