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枪怎么不响了？”半夜，书记腾地从床上爬起来，走到窗口朝煤场链板机口一望，操起电话往值班室打：“到煤场看看，链板机怎么不响了？”
　　书记姓陈，是转业军人，几十年军旅生涯养成的风风火火习惯不改，工作丁是丁卯是卯，平和中透着威严，一看就知道是军人出身。
　　陈书记刚来那阵子，矿上工人不好管理，迟上班、早下班是常事，日常谈的也都是矿里“文革”中什么革联、促联互相争夺权力的逸事，生产属于半停产状态。
　　陈书记来后，确实也抓起政治思想工作，并且搬来部队“一帮一”的工作方法.矿领导三班倒值班，发现早下班的就劝回工作面坚持作业（当时主平硐才几百米，硐口离工作面不远），个别不想返回井下的可选择到煤场分拣块煤，直到下班时间,如此生产渐有起色。不过好景不长，学乖了的职工怕早下班被劝回，便躲在井下抽烟、侃大山，有的干脆在顶棚上放一副扑克牌，不干活时就玩起“争上游”，即使被干部发现，也是没收扑克挨顿批评了事，生产依然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
　　第一脚没踢好,还招来不少骂声，陈书记听了却坦然一笑，并没有气馁。有着一股军人韧性的他不闭门造车，而是找最早进矿的元老级工人聊天，磋商如何把生产搞上去。几天下来，他摸索出一个搞好生产的方案，接着跑了几趟矿部，向当时驻矿军代表汇报如何搞好生产的想法，终于得到军代表的默许，心中有了底。在一次干部会上，书记对大家说：“古时大禹治水是采用‘疏’的办法。对职工迟上班早下班、出工不出力现象，我们不能靠‘堵’来解决，应该学学人家大禹，考虑用‘疏’的办法。我们不妨搞个劳动竞赛，完成班产班进的，除了墙报、广播表扬外，也适当给点物质鼓励，先把生产的气氛提起来。”有人却担心被扣上“搞物质刺激”帽子（当时工人只有微薄的工资,没有奖金、福利，即使年底被评上积极分子,也只是获得八开大小的奖状一张、印有大大“奖”字的背心一件而已），持反对意见，但是书记力排众议，一锤定音：“只要生产能搞上去，有事我兜着。”
　　经过紧锣密鼓的宣传，一场久违了的劳动竞赛在矿里举行开来。在当时那种物质匮乏年代，完成班产班进的当班出勤人员能凭票在食堂领取一份三毛钱的肉羹汤，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职工们说：“冲着书记奖励的肉羹，不好好干出点样子来，也对不起他。”由于建立了奖励机制,职工的生产热情被调动起来，迟上班早下班现象几乎绝迹，当月班产班进创造了开矿以来的最好成绩，矿山生产逐渐走上正轨。数月后，陈书记趁热打铁，发起突破万吨关（月产）号召，组织机关人员利用业余时间每人每天下井采掘边角煤一车（无偿，仅多了两角钱的下井补贴,当时掘进工有炮烟费每天两角两分钱,采煤工没有炮烟费），在全矿职工努力下，成了矿务局第一家突破月产万吨关的矿井，成了矿务局的生产龙头。
　　陈书记家住在煤场边的小楼上，与煤场上的链板机结下了不解之缘，最喜欢听链板机咔咔嚓嚓的鸣响。夜晚，一旦链板机不响，他就会条件反射般地爬起来，抓起电话往值班室打。职工们打趣地把链板机比喻为书记的机枪，听多了，也许是种默认。一觉醒来没有听见链板机声，书记有时不禁也脱口而说：“机枪怎么不响了？”于是，井上井下玩笑间,“机枪怎么不响了”也成了矿里职工们的口头禅。
　　说了半天，陈书记是谁？
　　天湖山的老职工并不陌生，他就是20世纪70年代的铅坑矿党总支书记，曾任泉州市外经委主任的老干部陈秋贵。（戴近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