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我参加集团退休人员网宣员培训班，回到了阔别18年的邵武煤矿。
　　下了车，经过矿中学大操场时，看到迎面走来的几位荷锄挑担的姐妹们，有人向我挥手：“广报员，广报员回来了！”我一听就知道，她们认出我了。见到老熟人，我急忙上前打招呼，激动得泪流满面。闽南人习惯把广播员称为“广报员”，听习惯了，觉得倍感亲切。
　　我自煤校毕业后，在矿山生活了30年，做过很多工种，井下电工、食堂炊事员、井口矿灯房女工、广播员、总机话务员、电影放映员、女工主任……但是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当矿区广播员，我至今引以为豪。
　　1961年，刚筹建不久的矿区配备了不少广播设备。但是当时，闽北地区的信号非常差，用收音机收听早上6点30分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晚上8点“新闻联播节目”，信号都很微弱。通过人体感应，信号会好一些。所以我得趴在收音机上，才能让外面的高音喇叭传出的新闻音质清晰。那时，人们多渴望听到全国各地的新闻，但直到各县城在高山建立信号中转站，收听质量才有所提高。
　　唐山地震那年，一号井采煤区工人——全国劳模沈奇荣，一早听到高音喇叭播出的地震消息很紧张。本来这天他要去北京，参加全国总工会举办的北戴河疗养活动。他在矿办公楼前拦住矿领导，问怎么办？回复是照原计划进行。他风尘仆仆赶到北京煤炭部，那里气氛很紧张，接待人员告诉他，马上回福建去。还好他事先有思想准备。
　　我到广播室后，建议广播线要拉到富屯溪对岸的老一号井宿舍区，具体施工由电话外线班负责。我们租了小船，我跟着一起拉线过河，流水急，船也颠簸，完工后，我回广播室开机，河对岸的广播响了，大家欢欣鼓舞。
　　露天的喇叭经常坏，外线维修是电话班管。二人要管全矿区井上井下所有的电话，所以广播维修都要等很多天。地面电线杆是杉木的，挂着路灯、电话线、广播线。我就学着用铁脚扣爬杆，腰带上别一根绳子，爬上杆后，再把准备好的喇叭小变压器工具袋提上去安装。虽然不高，但吊在电杆的末端仍感觉到电杆在摇晃。
　　室内的设备维修是电影组管。有一天扩音机故障，我坐在俱乐部的台阶上，等着去高峰农场放电影的郑锦波回来。如果今晚不修好，明早全矿都没法收听广播。他们回到矿部已是凌晨１点，疲惫不堪，听了我的要求，郑锦波板起脸来吼叫：“你我都在煤校读过书，凭什么要我来修理？你不会自己修？”他提醒了我，为什么我就不自己学着修呢？那天晚上，我边翻书边用万用表检测，终于在黎明时分排除了故障。两年前，郑锦波女儿要去迪拜打工，从龙岩到福州看我，我还跟他聊起了这段往事。
　　一个人在广播室工作，可自由发挥。我策划了《矿山新闻》《天气预报》《周五说安全》《现场采访》等栏目。其中矿山新闻要求每天有10篇来自基层的稿件。宣传科建立了以文书为主的通讯员网，矿办公楼大门口设有投稿箱，每篇稿件给一元稿费奖励。规定广播员要常到基层采访。每天早上广播员轮流去基层，返回就写稿，中午就播出，每篇300字左右就行。当年的《矿山新闻》节目是比较受欢迎的，重点表扬矿工的采煤掘进、家属们协管安全、领导以身作则跟班劳动等。
　　由于我工作岗位常变动，也就有了许多学习的机会。社会发展多快，现在连家中的电视机都更新换代了好几回。耄耋之年的我，回忆矿山，最想念当广播员的日子。（吴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