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新婚时与妻子在老房子前合影

曾经住过的工人宿舍已经改造为家庭住宅。（徐闽菊摄）

笔者现在住的小区。（林清霖摄）
　　1974年，为了能吃上干饭，我咬咬牙，进了邵武煤矿当矿工。四十多年过去了，随着改革开放，祖国逐步繁荣发展，人民的生活也日益富裕。昔日那个为了吃饱饭而离乡背井的小伙子，已经成了福能集团的“老煤炭”，过上了有房有养老金、不愁吃穿的小康生活。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农村边读书边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双抢”时，母亲说，反正读书也没有用，家里的透支多，你就在家挣工分。我想想也是，上大学要靠推荐，我家里亲人中没有人当大队干部，就不会有人推荐我上大学，学习再好，也上不了大学。当时，我才十多岁就参加队里的拔秧苗、割稻子等劳动，一天干到晚，累得腰酸背痛，才得到五六个工分，折算人民币不到一元钱。
　　那时，国家穷，人民生活也难。我家只有一间卧室一个厨房，全家除了父亲在矿山工作，还有5个人挤在一间近20平方米的老房子里。一到下雨天就到处漏水，下大雨时更是担惊受怕，家里的脸盆、水桶等都拿来接雨水。
　　我当了矿工后，每月有55斤粮票，月工资收入60多元，干饭、馒头任凭你吃，觉得能吃饱饭是多么幸福。但是，当时企业经营困难，住房拥挤，个工人住在约20平方米的工人宿舍。冬天人多暖和，夏天酷暑难忍，没有风扇，睡在床铺上像是油煎，起床后能看到草席上湿湿的汗水。所以，尽管在井下上班很累，但夏天的晚上我常常睡不好，这时才真正理解什么是“苦夏”。那时想，什么时候能有一间自己的宿舍，没有那么多人互相影响，可以好好休息，也可以读书学习。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给企业“松绑”，邵武煤矿的生产经营也日益好转，我的收入也提高了。1984年我结婚后，分到了一套约30平方米的房子，另有厨房。有一个自己的窝，有一个自己爱的人，这已经是很幸福的了。此后，随着女儿出生，1998年，我们家购买了企业建设的80多平方米、带卫生间和厨房、客厅功能齐全的“集资房”，家里安上了电话，真是如上世纪五十年代流行过的一句向往幸福生活的口头禅：社会主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时光飞逝，又经过了许多年，2003年，党的十六大初次提出建设小康社会，那年我调到福建煤炭报社担任编辑。虽然进了省城，但在报社工作月工资才1300多元。然而，在我看来，有自己的房子才像家，所以我竭尽全力买了一套26万多元的房子。除了自己多年的积蓄，还向银行贷款13万元，这时我是“负债前行”。到了2005年，报社的同事看到一则广告：仓山区学生街有“学生公寓”出售，价格不到17万元，鼓动大家去买。一心想“成家立业”的传统思想在我脑子里根深蒂固，所以当时我自不量力地订购了一套。还好，后来这些年，国家经济繁荣安定，福能集团生产经营蒸蒸日上，我的收入年年增加，我很快还了贷款，无债一身轻，还有了些余钱。
　　多年以后，在房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证明我买的房子对于我家奔向小康生活是多么重要。尤其是在我退休以后，夫妻俩有了退休金，加上房租收入，一个“老煤炭”能过上这样的小康生活真是过去连做梦都不敢想的。（林清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