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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吃穿住行看40年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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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战友聚会。这也是我们战友间自1984年1月，集体兵改工转业后第一次聚首。期间，虽然部分战友间有书信、电话或微信等联系，但大多数已有十几、二十几甚至三十多年没有见面，不少战友间不是此次聚会，在路上碰到也不一定认识了，因此大家见面后都深感亲切，家长里短聊起来没完没了。当然，聊得最多的还是国家的发展、工作和生活上的变化。当有战友问我，改革开放40年来，你认为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时，我不假思索地说：“变化最大的就是吃、穿、住、行！
我20世纪60年代初期出生在鲁南一个偏僻的小村。1978年改革的春风兴起时，我刚中学毕业，高考“名落孙山”后，在村小学当了两年语文代课教师。那时公社还是以生产队为单位耕种土地，社员凭工分在生产队分得粮食，由于粮少人多，大多数人家缺吃少穿。村民们平时闲聊时，畅想着哪天能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那么，我就先来说一说吃的。当时我家8口人，爷爷奶奶、父母，我兄妹4个。在我10岁左右那一年，生产队歉收，我家每人（按人头）只分得18斤小麦的口粮，工分分得150斤，全家人全年不超过300斤麦子。村里有人抱怨分得口粮太少，可父亲对我说邻村更可怜，他们村土地比较贫瘠，加上天气旱情严重，村里又没有机井灌溉，导致农作物几乎绝收，人均才分得七八斤小麦。
由于粮食太少，母亲只好精打细算，农闲季节一天只做两顿饭。为了节约粮食，她经常天不亮就跑到村西河边采柳树芽和地瓜叶等代替主食。即便这样省，我家的粮食还是在2月底3月初就吃得所剩无几。一天下午放学回到家里，书包还来不及放下就跑到厨房，拿开锅盖一看，锅里什么也没有。我嘟囔着嘴对母亲说：“娘，我肚子饿的咕咕直叫唤。母亲说：家里的粮食快没有了，一天吃两顿也不一定能撑到玉米和地瓜成熟，再说了，你爷爷最近生病，还要留一点煮稀粥给他吃。”听完母亲的话，我“哦”了一声走开了，心里却说：“我明天一定多吃点。
在后来的几年时间里，连同哥哥和一个弟弟一个妹妹都处于长身体的阶段。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吃饱肚子，偶尔能吃顿白面馒头或吃碗面条，那也是我心中的奢望。我在村小学教书第二年秋天的一个周日，为了给家里多挣几个工分，跟父亲去生产队出工，中午在地里吃饭。当送饭的婶娘们将“糊涂”（当地土话，稀饭叫做“糊涂”）送到地头上时，大家排着队装满自己的碗，东一个西一个蹲在地上吃起来，可不少人吃了几口又把碗放在地上不吃了。我无心想他们为什么不吃，就装满自己的碗，一口气吃了3大碗。后来我问父亲，伯父、叔叔他们怎么吃几口就不吃了。父亲说，生产队那天煮“糊涂”的粮食有点发霉，所以感觉难吃。
如今，如果要说大鱼大肉不爱吃了，我想大家都有同感。是我们的口味变了？还是生活富裕了，平时吃的东西太多吃腻了呢？眼下，想吃什么都可以随时买到。家里来了客人，弄几个下酒菜不费吹灰之力，有时懒得动手，就找个馆店，点上几个乡间野菜吃得有滋有味。要知道，曾几何时，这些野菜可是儿时的我们吃怕的呀！
其次是穿。在我们家，有老大穿完老二穿，老二穿完老三穿……的传统。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白天去劳动，衣服结了汗碱，晚上回到家里，放脸盆里洗一下，挂在院子里晾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不管它干不干，都要再穿上下地。母亲给我做的千层底布鞋，去学校的路上，我把鞋子脱掉拎在手里，走到学校门口再穿上。如今我一个人的衣裤、鞋袜数量比当年全家8口人的还多。许多衣裤一年不知能否穿上一两回，有些衣服数百元，甚至上千块，就这样孤零零地挂在衣橱里。
再说住。由于我父亲在他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小，因此父亲与我母亲结婚后，就一直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住在老宅子里。老宅子是由一栋坐北朝南的三间土墙草屋、一间配房加上半截围墙组成的一个小院。配房低矮，不足5平方米，用来做厨房和放些农具。三间草屋爷爷奶奶住左手边那间，我们兄妹四个和父母亲住右手边那间，中间是厅房，放些桌椅。后来我们兄弟们慢慢长大了，就不能跟父母住一起了，晚上就在厅房里开地铺，早上再把席子收起来放在门后面。晴天还可以凑合，赶上雨天就麻烦了，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这时家里的盆盆罐罐都派上了用场，经常折腾得一宿睡不成觉。
如今的老宅子变成了三层楼房，由仍在农村一边种着承包地，一边在镇上开着食杂超市的小弟住着。其他兄妹也都有了自己两层或三层的小楼，侄儿侄女们大多都去城里工作了。我在兄妹中算是混得比较差了，但大小也有两套房子，女儿工作不到5年，即将婚嫁，有车有房。这一切，如果与40年前祖孙三代8口人挤在三间漏雨的草屋里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呀！
最后再说一下出行。我1981年10月入伍来到江西上饶，1984年1月转业。由于当时从事铁路建设工作，所以回家探亲坐火车享受免票待遇，每次回家虽然在路上折腾半死，但还是被坐火车享受免票的优越感加上年轻体健的原因冲淡了等车、挤车、坐车的辛苦，因此留下的印象不太深刻。1988年10月，因两地分居等原因，调到我当时的顺昌水泥厂，也就是那一年的11月，回老家探亲时，让我真正领会到了乘车难、坐车苦的滋味。
当时的顺昌、南平都没有直达我老家的快速列车，坐的是绿皮普通火车，且途中要在上海或是杭州中转一次，正常情况下一般要47个小时才能到达老家——滕州火车站。出站后，步行半个小时，到长途汽车站再坐1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到镇上，然后走50分钟的土路才能到我们村庄。这样算起来，回一趟老家最快也要50个小时。
那时候，在顺昌或是南平坐车时，由于列车都是过路车，几乎买不到有座位的车票，有时能挤上车就不错了。不过上车前，我会自备一个小马扎和几张报纸，白天在车厢过道里或两节车厢连接处坐在小马扎上，只是少不了要时不时起身让旅客通过。晚上就把报纸铺在座位底下，慢慢爬进去躺在报纸上睡一会儿。在我的记忆里，由于座位底下空间太小，只能一个姿势躺着，再累也不能翻身。有时身子下的报纸被旅客不小心碰洒的茶水弄湿了也不肯从座位底下爬出来，甚至连去厕所都要憋着，生怕一出来位置被别人占了。
人们常用“光阴似箭”来形容时间过的快一点。前几天请年休假回了趟老家，与1988年回去时相同的是距离，不同的是时间。那天，在自家楼下，坐上女儿的小车，1个小时的车程把我送到南平北高铁站，中午12点上高铁，傍晚6点20分到站点，距出站口还有十几米，就看到弟弟坐在自己车里摇下车窗向我招手。上了弟弟的车，18分钟来到镇上他的超市里，随后在隔壁馆店吃完晚饭，再坐5分钟的车就到了当年的老宅子。屈指可算，这次回家，包括镇上的一餐晚饭，总共还不足8小时。
转眼间，改革开放已经40年，50开外的我目睹了国家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老百姓吃穿住行上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连一直在农村的老母亲，在电话里也常说：现在的日子与40年前比，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不仅有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而且住楼还不用爬楼梯（电梯），打电话不用拨号儿（智能手机）。母亲的一番话，道出了改革开放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蒋沛夏)
我20世纪60年代初期出生在鲁南一个偏僻的小村。1978年改革的春风兴起时，我刚中学毕业，高考“名落孙山”后，在村小学当了两年语文代课教师。那时公社还是以生产队为单位耕种土地，社员凭工分在生产队分得粮食，由于粮少人多，大多数人家缺吃少穿。村民们平时闲聊时，畅想着哪天能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那么，我就先来说一说吃的。当时我家8口人，爷爷奶奶、父母，我兄妹4个。在我10岁左右那一年，生产队歉收，我家每人（按人头）只分得18斤小麦的口粮，工分分得150斤，全家人全年不超过300斤麦子。村里有人抱怨分得口粮太少，可父亲对我说邻村更可怜，他们村土地比较贫瘠，加上天气旱情严重，村里又没有机井灌溉，导致农作物几乎绝收，人均才分得七八斤小麦。
由于粮食太少，母亲只好精打细算，农闲季节一天只做两顿饭。为了节约粮食，她经常天不亮就跑到村西河边采柳树芽和地瓜叶等代替主食。即便这样省，我家的粮食还是在2月底3月初就吃得所剩无几。一天下午放学回到家里，书包还来不及放下就跑到厨房，拿开锅盖一看，锅里什么也没有。我嘟囔着嘴对母亲说：“娘，我肚子饿的咕咕直叫唤。母亲说：家里的粮食快没有了，一天吃两顿也不一定能撑到玉米和地瓜成熟，再说了，你爷爷最近生病，还要留一点煮稀粥给他吃。”听完母亲的话，我“哦”了一声走开了，心里却说：“我明天一定多吃点。
在后来的几年时间里，连同哥哥和一个弟弟一个妹妹都处于长身体的阶段。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吃饱肚子，偶尔能吃顿白面馒头或吃碗面条，那也是我心中的奢望。我在村小学教书第二年秋天的一个周日，为了给家里多挣几个工分，跟父亲去生产队出工，中午在地里吃饭。当送饭的婶娘们将“糊涂”（当地土话，稀饭叫做“糊涂”）送到地头上时，大家排着队装满自己的碗，东一个西一个蹲在地上吃起来，可不少人吃了几口又把碗放在地上不吃了。我无心想他们为什么不吃，就装满自己的碗，一口气吃了3大碗。后来我问父亲，伯父、叔叔他们怎么吃几口就不吃了。父亲说，生产队那天煮“糊涂”的粮食有点发霉，所以感觉难吃。
如今，如果要说大鱼大肉不爱吃了，我想大家都有同感。是我们的口味变了？还是生活富裕了，平时吃的东西太多吃腻了呢？眼下，想吃什么都可以随时买到。家里来了客人，弄几个下酒菜不费吹灰之力，有时懒得动手，就找个馆店，点上几个乡间野菜吃得有滋有味。要知道，曾几何时，这些野菜可是儿时的我们吃怕的呀！
其次是穿。在我们家，有老大穿完老二穿，老二穿完老三穿……的传统。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白天去劳动，衣服结了汗碱，晚上回到家里，放脸盆里洗一下，挂在院子里晾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不管它干不干，都要再穿上下地。母亲给我做的千层底布鞋，去学校的路上，我把鞋子脱掉拎在手里，走到学校门口再穿上。如今我一个人的衣裤、鞋袜数量比当年全家8口人的还多。许多衣裤一年不知能否穿上一两回，有些衣服数百元，甚至上千块，就这样孤零零地挂在衣橱里。
再说住。由于我父亲在他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小，因此父亲与我母亲结婚后，就一直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住在老宅子里。老宅子是由一栋坐北朝南的三间土墙草屋、一间配房加上半截围墙组成的一个小院。配房低矮，不足5平方米，用来做厨房和放些农具。三间草屋爷爷奶奶住左手边那间，我们兄妹四个和父母亲住右手边那间，中间是厅房，放些桌椅。后来我们兄弟们慢慢长大了，就不能跟父母住一起了，晚上就在厅房里开地铺，早上再把席子收起来放在门后面。晴天还可以凑合，赶上雨天就麻烦了，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这时家里的盆盆罐罐都派上了用场，经常折腾得一宿睡不成觉。
如今的老宅子变成了三层楼房，由仍在农村一边种着承包地，一边在镇上开着食杂超市的小弟住着。其他兄妹也都有了自己两层或三层的小楼，侄儿侄女们大多都去城里工作了。我在兄妹中算是混得比较差了，但大小也有两套房子，女儿工作不到5年，即将婚嫁，有车有房。这一切，如果与40年前祖孙三代8口人挤在三间漏雨的草屋里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呀！
最后再说一下出行。我1981年10月入伍来到江西上饶，1984年1月转业。由于当时从事铁路建设工作，所以回家探亲坐火车享受免票待遇，每次回家虽然在路上折腾半死，但还是被坐火车享受免票的优越感加上年轻体健的原因冲淡了等车、挤车、坐车的辛苦，因此留下的印象不太深刻。1988年10月，因两地分居等原因，调到我当时的顺昌水泥厂，也就是那一年的11月，回老家探亲时，让我真正领会到了乘车难、坐车苦的滋味。
当时的顺昌、南平都没有直达我老家的快速列车，坐的是绿皮普通火车，且途中要在上海或是杭州中转一次，正常情况下一般要47个小时才能到达老家——滕州火车站。出站后，步行半个小时，到长途汽车站再坐1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到镇上，然后走50分钟的土路才能到我们村庄。这样算起来，回一趟老家最快也要50个小时。
那时候，在顺昌或是南平坐车时，由于列车都是过路车，几乎买不到有座位的车票，有时能挤上车就不错了。不过上车前，我会自备一个小马扎和几张报纸，白天在车厢过道里或两节车厢连接处坐在小马扎上，只是少不了要时不时起身让旅客通过。晚上就把报纸铺在座位底下，慢慢爬进去躺在报纸上睡一会儿。在我的记忆里，由于座位底下空间太小，只能一个姿势躺着，再累也不能翻身。有时身子下的报纸被旅客不小心碰洒的茶水弄湿了也不肯从座位底下爬出来，甚至连去厕所都要憋着，生怕一出来位置被别人占了。
人们常用“光阴似箭”来形容时间过的快一点。前几天请年休假回了趟老家，与1988年回去时相同的是距离，不同的是时间。那天，在自家楼下，坐上女儿的小车，1个小时的车程把我送到南平北高铁站，中午12点上高铁，傍晚6点20分到站点，距出站口还有十几米，就看到弟弟坐在自己车里摇下车窗向我招手。上了弟弟的车，18分钟来到镇上他的超市里，随后在隔壁馆店吃完晚饭，再坐5分钟的车就到了当年的老宅子。屈指可算，这次回家，包括镇上的一餐晚饭，总共还不足8小时。
转眼间，改革开放已经40年，50开外的我目睹了国家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老百姓吃穿住行上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连一直在农村的老母亲，在电话里也常说：现在的日子与40年前比，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不仅有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而且住楼还不用爬楼梯（电梯），打电话不用拨号儿（智能手机）。母亲的一番话，道出了改革开放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蒋沛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