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那是值得怀念的一年。那一年，各行各业开始复苏，福建的煤炭行业也正以新的精神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由于化肥工业急需大量的块煤，所以凡是有产块煤的矿井，无不在寻找提高块煤质量的办法。从管理部门到科研单位，都在努力寻求办法。这项工作在当年的工作会议上也列入了重要项目。
　　我当时所在的重工厅科学研究所组织了专门的科研项目，由上海交大毕业生潘祖隆、清华大学毕业生陶乃绵和我三人组成了“小型截煤机”课题组。根据调研，我们认为在福建这种复杂地质条件下，要提高块煤率，采用截煤机工艺比较适合。但在当时，国家煤炭工业机械生产相当薄弱。经了解，山东淄博矿务局、四川永莱矿务局正在使用截煤机，机器都是苏联生产的，但机型对于福建来说太大。面对这一现状，我们决定自己动手加工制造适合我省地质条件的小型截煤机。于是加班加点，真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记得当年闹了一个笑话，由于连夜加班，到天亮了总算完成了既定任务，大伙儿才想起要去刷牙洗脸，可能由于太专注于工作，潘工挤好牙膏正要刷牙，他就惊呼：“怎么一晚上牙刷的毛就掉光了！”大伙儿一看才发现是他将牙膏挤到牙刷背面了！
　　就这样，图纸很快出来了，我们马上与当时的红炭山机修厂联系，他们立即组织了精干人员成立试制小组。由于当时他们焊工水平不高，截煤机的齿轮箱焊接过不了关、变形大，于是我们又请研究所实验工厂的七级焊工师过来帮忙，保证了齿轮箱的精度。至于齿轮箱中的齿轮，潘工和陶工确定采用解放牌汽车变速箱的齿轮，他们俩负责在机修厂加工截煤机，我负责零件外协。当时红炭山到龙岩没有班车，我便借了一辆自行车，每天跑龙岩汽车保修厂，屁股都骑痛了也得坚持来回跑。
　　最终，我们确定坑柄矿为试验点。红炭山煤矿十分重视此项目，派陈显俊副矿长负责，坑柄矿派机电技术员万祥德负责工作面用电,我负责组织试验工作面人员的培训工作。当时，坑柄矿上上下下团结一心将小型截煤机送到工作面，下放至机寓。试车那天，四风巷几乎挤满了人，连工作面也爬满了人。我要求大伙儿注意安全，不要大声喧哗，运输平巷的溜槽一定要保证，矿车要备齐。我们一开机大约切了十米左右，后面大块大块的煤就掉了下来，连溜煤眼也堵了。陈显俊见此情景高兴得不得了，说块煤有保证了。很快走完了一刀，工作面清理得也快，点柱一会儿就完成了，正要再继续试，陈显俊却叫停了。因为下面的运输跟不上，特别是大块煤堵眼了，要人工二次破碎，影响了速度。但是他说，小型截煤机是成功的，暂时不试了，出去庆功。记得那天平时不喝酒的老潘居然喝了半瓶龙岩的蜜沉沉，老陶只说了一句：“可以好好睡一觉了！”是的，大伙儿几乎半年没有好好睡觉了。
　　我们重新调整了实验方案，加强了溜煤眼的块煤防堵破碎以及下部装车运输速度，就这样，顺利地完成了试验，将机器交给现场使用，红炭山的块煤率一下子就提上去了。当时在红炭山蹲点的省局工作组组长刘鹤树也相当重视并支持这一项目。他说这是我们煤炭实现机械化的第一步，赞扬我们研究所的年轻人，深入现场与工人、生产结合，路子是正确的，还夸我这个组长当得不错。
　　后来，我们的小型截煤机也编进了地方志，这是我毕业后的第一步。多年后，据说小型截煤机被拉到原煤校，当了教具。
　　（王汝炘）